由于有利迷了服，难免在别的事上就分不清，于是成天凄凄惶惶，极尽投机钻营之能事。
中国传统看不起商人，也是许多商人不知自重，‘只知钻营的结果。
时代发展到了胡雪岩这儿，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商人的地位却仍旧没有多大的提高，但胡雪岩虽然是个商人，时人却对他交口称赞，后人也对其景仰不已，其理由何在？
当然，无论时人还是后人都绝不是看重胡雪岩能以钱庄小伙计的身分一跃而成富可敌国的商业家，且数十年雄风不减。
真正让人们心服的是胡氏虽身在商界，却能心忧天下。
浙江气候适宜、自然生态环境优越，是我国主要的药材产地之一，浙贝、元胡、白术、白芍、麦冬、玄参、郁金和菊花号称“浙八味”
，在杭州城乡都有广泛种植，并以品质优良而为历代皇家御医所采用。
由于得天独厚，早在南宋时期，杭州的中医药就已经很发达，当地出产的中药材达七十余种，官方设立“惠民和剂药局”
，收集医家和民间验方制成丸、散等成药出售，并把药方编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详细罗列主治病症、制剂改革方法。
在中国人文传统中，“困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被奉为处世为人的良箴，而从医制药以救死扶伤赢得社会的普遍敬重。
胡雪岩身处医药业发达的杭州，或多或少地会受到中医文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中外交战此起彼伏，每打完一仗，往往尸积如山，加上自然灾害也相当频繁，各地瘟疫盛行。
1851年（咸丰元年）清代人口超过四亿，比1811年（嘉庆十六年）增长15.3%，年平均增长率为4.7%，但在
1875年（光绪元年），人口下降到三亿二千万，处于负增长，这与当时的战乱、疫病有关，胡雪岩看在眼里，心中拿定救死扶伤的主意，早在清军镇压太平军和出关西征时，他就已邀请江浙名医研制出“胡氏辟瘟丹”
、“诸葛行军散”
、“八宝红灵丹”
等药品，寄给曾国藩、左宗棠军营及灾区陕甘豫晋各省藩署。
战乱结束后，“讨取填门，即远省寄书之药者目不暇接”
为“广救于人”
，胡雪岩决定开办药号。
胡雪岩乱世之中开药店不过是善举，想依此赚钱，却是万万不能的，为什么呢？
乱世之中，常有瘟疫蔓延，兵匪交结，伤残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或水土不服，以致有病，或风餐露宿，大病缠身，这些都需吃药。
然而乱世流离，几个人身上有银两呢？所以造成医者不敢开门行医，因为开门必赔。
这些道理胡雪岩岂能不知？只是念及天下黎民的艰辛，纵然赔本，他也乐意，于是下令各地钱庄，另设医铺，有钱少收钱，无钱白看病、自送药。
而且胡雪岩还同湘军、绿营达成协议，军队只要出本钱，然后由他带人去购买原材料，召集名医，配成金疮药之类，送到营中。
曾国藩知道后，感叹道：“胡氏为国之忠，不下于我。”
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天下士子云集天府，进行科举考试，胡氏又派人送各种药品、补品给这些士子。
因为每年考试期间，许多士子由于连夜奔赴，或临阵磨枪，身心都极度疲乏，往往一下子就病倒了。
胡氏此举，乃是有因而为，当然，也受到考官、士子们交口称赞，并纷纷托人向胡雪岩致谢。
胡雪岩派人答谢道：“不必言谢，诸位乃国之栋梁，胡某岂能不为国着想，此尽绵薄之力。”
也有人说，胡雪岩的这些举动不过是自塑形象，为他自己打广告，事实上，胡氏的这些举动也确实收到这种效果。
比如他开药店进行义诊，使得天下人都知道，浙江有个“胡善人”
；他为军营送药，曾国藩忍不住夸他，而使他成为忠义之士；他为应考的士子送补品，天下士子都感激他，朝廷也因他的种种举动而赏他二品官衔。
这些看起来似乎都是出于一种功利的目的，胡雪岩当日是否是出于功利的目的才这样行动，还是因为有了这种举动才带来这种功利的结果呢？这一切并非我们所讨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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