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官斛就是官方所制、体积为一斛的量器，是用以衡量交税总量的标准。
当农民将粮食倒进官斛中时，农民非常迅速地倒，而吏员也在小心翼翼地用脚尖轻轻踢官斛，带着官斛轻微地抖起来。
薛佑歌就大大方方地给白道宁介绍这玩意其中的门道：“这主要是为了让粮食压实。
以前我父亲没当稷契府尹的时候，我们见过更过分的，府上要求粮食倒进官斛必须溢出来，要形成一个尖尖，才算装满，谓之‘淋尖’。
装满以后官吏再踢一脚，淋尖踢掉了，不允许交税人去捡，说是运输损耗，但是‘淋尖’不足还要纳税人另补，谓之‘踢斛’。
这个‘淋尖踢斛’可太有门道了，有些人脚上功夫厉害，能抖出半桶米，有的人技术不好，踢倒了，那踢掉的粮食就还得辛苦全装回去，也不算是他的油水了……”
“我们现在明码标价，要交多少税，朝廷那边的不提，我让他们交多少，都是明确的，他们自己能算出来有多少。
我有兵，有人，我能管得了他们。”
薛佑歌语气里带着几分微妙的骄傲，“我们要‘抹平’，抹下来、超出来的都算是农民自己的。
我们就在他们地头上称粮食，他们下来自己会捡。
所以你看他们农民自己倒是倒得快，就想官斛里松，我们的人倒是踢着想压实。
但这点差异，可没有‘淋尖踢斛’那一脚来得大。”
那两个正在斗法容器密度的人听得都非常尴尬，手上脚上的动作都有些乱了。
柳俊茂显然没想到薛佑歌能当着太子的面这么坦坦荡荡地暴露自己的地方主义治理秘籍，连忙说话为薛佑歌挽回印象：“我们给朝廷交税，也是交够税的！
我们只是自己在下面重新换了套做法，给上面的税我们都是交够了的！”
薛佑歌说：“不过朝廷有很多税其实没法收，而这些税，我们都能收。
底下人不用管我们如何凑合上下之间的差异，他们现在明面上交的税可能更多，但我们能收到税，他们能知道自己每年该交多少税。
我认为明晰账目，收足税，收对税，不多收，也不少收，是我辈大陶官员所最应该做的事情。
以前人说什么，向使武官不爱财，文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他就是胡扯，我认为，官府能收到税，老百姓知道自己要交多少税，老百姓也能交得起税，官府拿到的钱够花，这才是最重要的！”
柳俊茂干咳了两声，感觉自己再听就很危险了，跑了去跟着下去量土地面积了。
白道宁点点头，吸收老地方官前辈的治理经验和未必正确的政治心得。
随后，他还见证了一下所谓的“抹平”
：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拿着一把像尺子一样的工具，在官斛方形的开口上面抹一圈，把倒得堆起来的圆锥形稻米尖尖全都推到了地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顶头上司就在旁边看着，所以那个抹平的力度还挺狠的，简直是狠狠压在开口边上蹭的。
那个农民和他的妻子立刻附身下去拢稻粒，吏员则在账簿上画去一笔，通报他们接下来按土地和人口数目还应该继续交多少税，以什么形式来交税，可以折合成粮钱的比例如何。
白道宁算了一下比例，感觉大约是这一户人家勉强能够生存的程度。
若是遇到天灾人祸、大病之类的，可能无法支持；但又若是遇到一些意外横财，又可能小小发达一番。
一般来说前者的概率会大一些。
除了几家农户外，稷契府还有商户和乐户，这些户口不以种地收粮为生，是直接用钱来交税的。
白道宁知道，大陶在十四年前还试行过类似现实世界明朝的“一条鞭法”
的改革，大致来说就是统一交税方式为交白银，而不再接受粮食、丝布等其他交税手段。
这对百姓来说可能有利有弊，当时的时代条件可能已经支持税收改革，也可能还不太支持——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这一税制改革被其他原因打断：那就是这一手段实行三年之后，两安罗南下，直接把大陶皇室打到迁都了。
如此十二年来，各地的财政几乎全部与中央脱离了：沦陷的地方自不必论；两藩王的手里能给大陶一个名分就不错了，更别想收税，跟以前的邦国一样给点贡品意思意思就够意思的了；就算是除东南四省以外名义上仍然隶属于大陶的诸省，也几乎都被军阀割据，只有陆口、埃代等几省仍然给中央交税，剩下的都不交税了。
就算是东南四省，也地方主义横生，就算在南直隶门口的稷契府，也能任由府尹自己研究收税方式的创新机制——那你中央再试图搞什么税制改革，你还想什么啊？连前年单纯加征一项税种“口嚼粮”
，都把各地搞得个个拒税，人均造反，导致最后也没收成了！
于是整个王朝的税制改革，也就在这样的时代忧郁着无疾而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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