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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的“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仅这点，我们祖祖辈辈念叨至今，却少有实现的时候。假如我今天仍居住在祖国本土的一隅，就轮不到我来感叹人们对历史的淡漠了。
我终于得到大会的会址了。我的朋友史咏专程从芝加哥赶到南京，在开会的当天早晨给我打了电话。史咏近年来常常往返于南京和芝加哥之间，为他出版的大型图片册《南京大屠杀》增补资料。当我捧起这册大书时，它的分量和质量使我不禁想到他近年来每天十二小时的劳作，也不禁会想他的这份良知和激情若有传染性就好了。
到了会场已九点多，会议已开始了。厅是很堂皇宽敞的厅，主席台上方有幅横栏写着大会的名称，左右各有两条木匾，是副对联，属于大厅原本的装饰。我听着中日双方学者的发言，不自觉地研析起这两行以篆书刻在木牌上的对联来。上联：一张琴半壶酒，下联：一尺剑万卷书。字迹是深绿，篆刻在深赭色的木质上，显得颇古雅。与“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术国际研讨会”的横披当然是各说各的。那么，这副对子要说的，或要喻示的是什么呢？无非是一种境界，一种潇洒、简朴、不无美好的生活趣味，一幅象征太平和睦、高雅淡泊的静物图景，一份对于素净宁静的人生的向往。
那把剑是供你去舞，而不是供你去征战的，与六十年前日本军人手里使我们同胞身首异处的那把毫无相同意义。对联的十二个字告诉人们：就这些了；这就是我所要的全部。正如我表妹和其他的南京亲戚们，他们一块泥一根草地在重重废墟之上，搭建他们的一份理想与温馨，我难道可以伸着怪罪的食指说：“该醒醒了——你们也是南京人！”他们也只要那一点，虽不如对联所提示的那般清雅，但他们也只要废墟与废墟间那个空隙，容他们耕一耕仅仅两亩的田园，容他们几季收获，容他们片刻的丰足。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有着与他们相同的、贯穿世代的集体潜意识，那就是：趁着天好，能得多少收成就得多少吧，谁知明天会怎样。我们不得不学会眼光短浅、及时行乐，不得不如此健忘和无限度的宽容，我们要抓紧时间过几天好日子，因为集体潜意识暗示我们：这些好日子是赚来的；从内忧外患、从外族铁蹄、从自相残杀中赚来的。
我怎么可以对两位记者拿出怪罪的腔调呢？
会议之间，我走出状元楼酒店，步入热闹的夫子庙街市。人真稠密，终日像剧院刚散了戏。夫子庙在一九三七年岁末也被烧成一片废墟，也有过横尸遍地的冷清。现在的房院街道以及喧哗人声是从那残垣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