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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还和很多其他人在一起过，在洛杉矶以及没到洛杉矶之前（即使在十八岁“正式”出柜之前，我一直都过得很放纵）。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病了。
我觉得自己可能活不过三十岁，甚至是二十五岁。我内心还充满了一种恐惧，也许是我在无意中让其他人染上了这种病，这种恐惧是如此强烈，我只跟人分享过一次，我对大卫·贝尔说过，至此再也没跟任何人提起过。大卫是少数几个我可以交心的人；他也有同样的恐惧。
那段时间在大学里的生活很离奇：白天我主要在食堂和课堂里待着，当时同伴们最大的担心是某个考试能不能过，某篇论文能不能及时交，或是能不能在某场戏里拿下一个角色；而大部分晚上和周末时间，我都在和正在死去的年轻人聊天。
志愿工作是我暂缓恐慌的办法。
所以在纽约度假时我也自愿参加了同性恋健康危机组织（以下简称为GMHC）——偶尔为那些无法出门的人带食物，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热线上。热线在曼哈顿切尔西街区附近一栋褐石建筑里的一间小房间里运行。我当时的日常是：白天做临时秘书；然后在一家叫切尔西厨房的店里买一份墨西哥玉米煎饼；然后一边大口吞煎饼一边一坐几个小时不停地接电话。
我在GMHC的指导员叫巴里。他个子很高，身材瘦长，头秃了大半，嘴巴很毒。这是我对他的全部印象；巴里不是个喜欢闲聊的人。至少不喜欢和我闲聊。
一夜又一夜，我都在答复糟糕的来电。而让人感觉更糟糕的是我们对艾滋病依然一无所知，资源更是少得可怜。大部分时间我们除了听着之外什么都做不了。
然后，某个晚上，我忍到了极限。我刚跟一个年轻人聊完，他坐在家里他爱人的尸体旁，整个城市找不到一家殡仪馆愿意来收尸。我帮他把我们名单上的电话一家家打过去，终于找到一家愿意的了。另一通电话是一个偷渡到纽约市（NYC）的家伙想要知道能不能因为生病被遣返。他在抽泣。也许是因为卡氏肺囊虫肺炎呼吸不过来，我几乎听不清他讲话。我不停地说“抱歉”和“你能重复一下吗？”我们有一个律师也许可以帮助他，但我无法让电话那头的人足够信任我可以让他留下他的联系信息或是白天过来拜访。另一通电话来自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是同性恋但没有出柜，他的腺体肿胀，而且盗汗盗得厉害。会是艾滋病吗？当时还没有任何检测可以做，没有任何人知道是什么导致这种病的，没有任何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离知道这些还有好几年时间。我只能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