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精神透析（一）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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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执地认为，自己出身虽然不好，但党是重在表现的。因此， 他没有必要看低自己，更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社会性参与限定在一个“应有自知之明”的框框以内，他觉得自己完全有资格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进入社会政治的话语，参与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的辩论。当他读到《文汇报》上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他立即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投寄《红旗》杂志，被退稿后，接着他又写了一篇《人们需要不需要海瑞》，副标题是＜与姚文元同志商榷＞”投寄了《文汇报》，他明确地指出：“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文章放在该报第四版最下角刊出，他认为这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符合党一贯执行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于是他在一九六六年夏秋，便开始撰写《出身论》，该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强调社会影响远远超过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第二部分、重在政治表现问题，分三个方面论述；一、出身和成份完全不同；二、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三、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这个话题是从“黑五类子女不保险”的说法引出的。第三部分、受害问题，从大学招生、工厂提干、农村给地富子女划成份、街道办事处改选居民委员会等几个方面得出如下结论：“出身压死人”。并且尖锐地指出，这种阶级偏见，任其发展下去，那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出身论》写好后，遇罗克便大张旗鼓地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在《中学文革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创刊号上发表。该文广为流传，首印两万份，一抢而空，二月份又以专刊形式在印了六万多份，依然是供不应求，在社会上影响巨大。后又被以不同的形式翻印传布。
高加林一口气将这些通讯读完，特别令他的灵魂受到触动的是遇罗克的“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对于遇罗克的死，高加林反思着，这是不是法国的大革命那时候一样，有时候不需要什么理由。（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加林还把北岛追忆遇罗克的两首诗《宣告》《结局或开始》抄在了笔记本上。
（附诗：《宣告》——献给遇罗克
也许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