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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书拍拍我胳膊，拇指向菜单后面的他一戳：怎么样？我说中了吧？我就知道他没什么油水，比道格拉斯还不如。看见没有，他看菜单是从右边往左边看。
他这时从菜单后面露出面孔：这是我爸爸教我的。他一口字正腔圆的中国话。
我看见阿书的脸先是一红，再一白，她肯定也看见了我脸色的变化。
啊呀！……阿书用巴掌捂住半张开的嘴。
他无所谓地说：没关系，你又没说错——我是挺穷的。美国外交官，也就比邮差阔那么一点儿。
他看着大败给他的阿书，哈哈直乐。我庆幸除了和阿书琢磨用皮靴干掉他，还没讲他太多坏话。我发现自己也跟着他在哈哈地乐。阿书的下场很可乐，但我主要是想让他明白，我是他恶作剧的好观众。
后来安德烈告诉我，那天晚上他很感激阿书，她给了他很大很关键一个机会，让他把他逗乐的天分、语言的天分展示给了我。
“你看，我已经重复五遍了。”我向特务福茨偏着脸张开两个巴掌：“我只记得我和戴维斯是在地铁站相识的。”
我不愿把阿书扯进来。
理查·福茨送我出来时，已近中午。
我走出杰克逊街xxx号的时候，天色铅灰，胀鼓鼓的憋足一场大雪。气温很暖，不怀好意的暖。这是芝加哥一年中最灰暗的几天。人群像是从大卫·帕克画中走出来的。匆匆的各种皮靴上渗着灰白盐渍，半个秋天一个冬天，他们的靴子就这样被化雪的盐饱饱地浸泡、腌渍，成了城市最难看的一个层面。
从办公楼里出来抽烟的男人和女人们，缩着颈子站在角落里，每吸一大口烟，脖子更缩得紧些。他们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他们自己有多么难看。但我感到，给他们看到眼里的一切，一定更加难看。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我是这丑恶景象的一个细节，因而他们阔大无边的厌恶包括了我。我也是他们广漠的痛苦、无奈、无趣的诱因之一。在他们冷漠呆滞的灰色、蓝色、棕色眼睛里，我要对这么难看的街景负一定责任。正如九十岁的贵妇米莉认为，大多数潜入美国的移民要对日益粗俗的民风、市容负责。
邂逅安德烈的当晚十点，我正喂米莉芒果布丁，电话铃响了。米莉手里握着电视遥控器，一听电话铃就立刻摁哑了电视。老贵妇最爱做的事就是接电话，最大的幸福就是接着了儿子的电话。一接电话她头颅的摇颤幅度就会加大许多。我替她端着话筒，她嘴巴够着送话器，以假嗓子说了声哈罗。米莉只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