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人寰》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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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九六年四月，我开始为失眠的原因往家庭医生那里跑得很勤。那是个很老的医生，也很胖，看见他会误认为人世间没有重大病痛的那类医生。他马上决定给我吃些抗精神抑郁的药。他的意思是吃吃也是没坏处的。从理论上来说抑郁症和失眠常有关联。四个星期后，我又来到这个老医生的诊室，告诉他我精神一点也不抑郁。我说这话时有些反诬陷的情绪。无论怎么说，我是从中国来的，在我们中国你见到个荒唐人，对他的荒唐程度无法度测时便说他“有病”。老医生虽然没诊断出我“有病”，但他的治疗方案告诉我，我“有病”。我为自己辩证无病时，我坐着，老医生站着，我一再请他坐下，他说他站着是为了确保自己完全清醒，否则一坐就会进入半打盹状态。我更觉得愤懑，我居然按照这个半打盹的老头的处方吃了四星期的药。这次就诊的结果是由我来点药，好比馆子里点菜，我拣了几样最好的安眠药点了一通，都是核导弹一级的安眠药，稳、准、狠。
从此这几样药便成了我的家常菜，老医生不再多问什么，便把处方续延下去。有一次药剂师很不高兴了，问我：“你在我这儿领了半年的药了，你有把握你那医生不是个‘制剂机’？”她把这类只管哄病人开心的医生叫“制剂机”。我看她很不宽心的样子，心里打算弄本药典来看看。在我先生涉猎的五花八门各行各业的藏书里，我相信会找出本药典来。我却先找到了一些心理学方面的通俗读物，很快读进去了，很快就不再满足通俗读物。我找到了弗洛伊德、荣格的书籍，从而发展到阅读达尔文进化论派的心理著作。恰巧我的婆婆是个精神护理学教授，借了一批书籍给我，多半是后人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研究著作。有本叫做TranslatethisDarkness的书，是有关荣格的一位女弟子对荣格理论实践的过程。她最终成了荣格理论的牺牲品。我突发奇想地也想拿自己做一个心理学研究的实验品。
我找到了一位年龄与我相仿的女心理学大夫，请她分析我的心理动态。不管心理学界有多少分野，他们对医治对象的主要方式仍是从弗洛伊德那里袭承来的“TalkOut”，就是让病人倾诉自己，再荒诞的话他们都认真倾听、记录，在他们发现一点儿线索时不露痕迹地提示几句，以导引病人的谈话方向。所谓线索，是心理病态的可能诱因。而一旦让病者识破自己病态的诱因，治疗就基本完成了。比如有这么个年轻姑娘，她对橡皮制品有种不可理喻的恐惧，弗洛伊德在长时期地聆听她的倾诉后，作出这样的推断：因为她幼年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