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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接受无穷无尽的审查。真的吗？别管它，反正我现在是自由的，可以写作，可以出书，可以出游。不，你回避了问题。是的，我回避了，因为我可以回避。我确实可以回避的，用钱钟书的话说，你吃了鸡蛋，为什么还要去管是哪只鸡生的？哪只鸡生其实无关紧要，关键是你吃的蛋味道如何。有人喜欢把自己的经历和作品搅在一起谈，并乐意、并极力（不惜谎言）营造出种种证据来证明、来捍卫他谈的真实性。但也有人不。我就是不。关键是我想是也是不了，因为——我说过——我写作的题材、方式、地域、人物，一直在无序莫测地变幻。如果我要同701对应起来，那么这本书便不是我写的，我正在写的长篇也不是我写的。进一步说下去，但丁一定到过地狱，蒲松龄一定做过鬼，王家卫是从2046（未来）回来的，等等，可谓不胜枚举。事实上，这不成为话题，我津津乐道，显得有点弱智。打住，否则谈何智性写作？
及：所谓智性写作是评论家们给我某些作品戴的花环。
好了，言归正传。本书是一个只打过六发子弹的非部队兵对真资格部队兵的一次纸上谈兵：记忆和想象的操练，其人其事、其情其感主要来自于我刚入伍时三个月的军训，和随后多年间在各种地方（军艺、某次笔会、某个短训班、某次客住、某次邂逅等）与某些部队兵的亲密交往，写作的时间从1988年跨越至今。我像有些作家写故乡和童年一样的在写这块生活：它之于我的有和无、远和近，真的像故乡童年一样：越远越近、越无越有。最早完成的是《十面埋伏》，我清楚记得，是1988年3月，在北京昆明湖畔，在当时的《昆仑》杂志举办的一次笔会上写的。我给作品主人公取名为阿今，作品刊发时我用的笔名叫阿浒。我现在想，那个时候我大概就特别希望把作品和自身搅在一起，连名字都恨不得一样。小说发表后，得到了我想不到的好评和实惠，拿了当年《昆仑》佳作奖，据说还进了当年全国奖的终评。我似乎马上要红了——无知！不过，要承认，这篇东西改变了我，次年，正是它把我送进了军艺，同时也把我送上了现在这条路。就是从那时起，我决心写一组阿今的系列小说。现在，我因为阿今而用的笔名阿浒，早就离开了我，但阿今却一直忠诚地跟着我。十多年间，我带着阿今去机关、下连队、上前线、当兵、提干、转业、结婚、离婚，阿今呢，跟着我生生死死、哭哭啼啼、嘀嘀咕咕、艾艾怨怨。说真的，我一直想听到把那么多阿今集合在一起可能有的那种奇特的音响效果，但真正决定集合时，我又临时把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