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感谢西北 (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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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永生难以忘记。这次经历后来我写成了一篇特写，《金昌不见了》，发在《中国青年报》头条。它们是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来，写的真正的新闻。
还有，我的老连长，一位把军人职业当成个人使命和理想的职业军人，却因为不懂生活至今未婚。他是个军队上的精英，但很不幸，同时也是生活的弱者。
还有，军人在这个时代的尴尬。军人在经济大潮中的另外生存状态。没有战争的寂寞，边缘地理心理和经济的偏远，留给他们的不仅是失落。这就是我身边的军人和西北。我做为被们的一员，与他们共同历经着这样的时代。
这就是西北留给我的印象。它们琐碎但却真实。它们令人叹息却又让人尊敬。它们只属于我。但我却从来没想过，它们缓慢地积淀成了一堆火药，只待有人点燃。
情况也常常就是这样，有时候，自己身上的潜质竟必须要另外的人来发现。这就如打井，自己的潜质只藏在地下的深处，好的编辑犹如好的打井师，一眼就可以看到藏匿极深的地下水。有时候编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肯定与否，竟注定了一部作品的成长或消亡。这本书最初的起源，并与现在的样子无关。是1993年3月，我接到刘增新老师的电话，约我去兰州汇报关于写作长篇的设想。我当时正热衷于散文和诗。对于长篇，根本没做过任何打算，其实是没能力，因为此前最好的经验是写过几部中篇，因自己的功力，而打了退堂鼓。但刘老师却一直认定我应该写小说。对此我只认定为鼓励的话。我不安地到了兰州，才知道为了抓好长篇创作，同行的还有总政文艺局的陆文虎副局长，屈琼干事和范传新副社长、刘静编辑诸位老师。他们专门腾出一个下午听我谈。可谈什么呢？后来我想起了自己的家族。讲了几十年来十几个从军的军人和家庭的故事。没想到，他们竟对此很感兴越，当场就定了下来。可这对于几乎连结构长篇也不懂的我，简直是个巨大的难题，刘老师耐心地给我讲结构方式，一起编织提纲。凭着一股勇气，那样繁杂庞大的题材我干了两月，写了40多万字。但等到8月份拿到庐山时，我却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这部小说终因我功力的浅薄，而没能把握好。写好自己的家族，成了我的梦。但庐山之行，我学到的并不全是失败，我还学会了思考。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为了写好这部长篇，我写了许多大众的，我并不熟悉，同时也是陌生的东西。我丢了自己的优势、语言，思考方法，西北的经历。
仿佛去年是我的本命年，我在小说初稿失败后，期间又经历了各种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