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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儿。他看看有七十好几，听听却不老不残。我一时愣着，挂一个无利无害的傻笑。我不懂他和我怎么就成了“我们”。
老头儿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平衡调整好了，空出一只手，伸给我：“丹尼斯。”
我这个很会见风使舵的人居然会如此失教养的木讷，令我事后很悔。我尽量以柏克莱的“无歧视”精神来自我鼓舞，全身仍是由于失望过度而没了力气。他像是根本没看见我随时有可能找借口溜走，然后马上打电话请保险公司把我从丹尼斯老头的监护下挪出来。随便谁，爱谁是谁，不姓丹尼斯就好。在如此的心理冲突和沮丧中，我回答了例行的病史病例提问。
丹尼斯十分吃力地以一种杂技平衡鹤立着，把我的回答记录下来。在一本黄颜色带格的信纸上画着字，为将就他的老花眼他把字写得大而疏松。很快就写下去半个本子。其间他告诉我他如何出了车祸，手术如何完美。然后他强调地说：“你知道吗？我是个退休军医。”原来他的大嗓门和大动作都是军旅作风。
我不自觉地对老医生感兴趣起来。因为我也是个退伍上尉，也因为他怎么看怎么不像个医治别人的人。不多久问到我的病症上，丹尼斯说：“睡不着觉？”我说失眠有十来年了。他立刻问：“想过自杀吗？”我连忙摇头，心想，真想过也不能告诉你。
老医生认为不想自杀就是不大要紧的失眠。他说：“我给你个处方吧——睡觉前做爱。”
可以想象我当时的神色。我像看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
“做爱是最好的催眠药。”他声音响得马路对面也听见了。像是给大兵训话，要不就像议员拉选票的演说。
我压着羞恼，保持脸部平静，别让人觉着我见识太短，连“做爱”作为偏方都接受不了。我在美国的头几年主要练一个本事：对任何词汇、行为、概念都藏起大惊小怪的样子。我认为对无论怎样怪诞奇异的事物面不改色是美国式的“好样儿的”，反之，就是土、古板、不够当代、不够世界化，也就是不“Cool”。
当我从“自杀”和“做爱”两个词的精神余震中复原时，见老军医已经在做结束就诊的打点了。他合上笔记，把两根拐杖在胳肢窝下摆舒服，大声叫我到前台去结账并约定下次就诊时间，他还挺自信，他这么处理我，还坦坦地等着“下回”。
我忙追问：“你给我开的药呢？”
他说：“我不是给你开了‘做爱’吗？”
我的好脾气撑不下去了，险些对他说：你还该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