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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学药剂的，在我二伯开的药厂里工作了几年，也当过“陕西戒烟所”所长。他去世，留给我一堆医药方面的书，那些书我都看不懂，但有个好处，就是我十三岁时家里失火，整面书架因为压得很紧，成了“防火墙”，所以没有波及邻居。我的邻居当时是台大医院住院部主任，父亲死后，母亲常说只怪他们搬来晚了，要是早认识，我父亲也不会死。她这番话，我过了十几年才懂。母亲也常怨父亲学医药，没好处，反有坏处，是父亲自以为内行，又跟医生打成一片，大家嘻嘻哈哈，直到把病拖坏了，那些医生朋友才明着跟他讲：“我们医院治不了，您还是转院吧!”
家里失火之后三年，我总咳嗽、胸痛，去看了两次医生，都说没问题，只是神经痛。隔不久，我半夜吐血，吐了半盆，进入台北中心诊所，医生看两眼，照个片子，没再管我，去把我母亲叫到隔壁房间骂，说人都快死了，怎么你还不知道?难道没看过医生?
接着，我休学一年。又隔两年，我总觉得心跳气急，有人介绍一位岛外回来的名医，诊断为“精神紧张，心脏不协调”，给我先开镇静剂，又开一种降血压的药，看了好几年，没改善，幸亏护士暗示我去看新陈代谢科。我看了台大的陈芳武医师，被骂一顿：“怎么眼睛都凸了才来?”没多久，他就把我的甲状腺功能亢进治好了。陈芳武真是位极有个性的好医生，他不但骂我、骂我给看病的上一个医生，也骂同事。为了治凸眼，我去看眼科，那医生为我在眼珠后面注射可的松，陈芳武知道了，拉着我，冲过长长的走廊和一层楼，把那眼科医生骂一顿：“你给他打可的松，他自己不分泌了怎么办?”
大学毕业第二年，我进入中视新闻部，跑医药和警政，这两条采访路线真不错，使我能看到不少好医生、听到不少医药界的黑幕，还有，就是帮人找关系，使可能被“救死”的，成为“救活”。当然，也就知道许多明明能“救活”的，却被“救死”。我也有不少这种消息，都是从护士那儿听来的。因为我除了跑新闻，晚上也在家教国画，有两个学生同在一家大医院工作。我常听她们咬耳朵，说当天手术室里某笨蛋又弄死一个。跑了五年医药警政，我去美国，有两回走在街上突然头晕，差点被车撞死，看洋医生，说只是“神情恍惚”lostconcentration，多吃点维他命就好了。直到多年后，我去报税，会计师的丈夫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胸腔内科的教授，而且诊所在旁边，我进去聊到这事，他顺便为我听听。他才听两下就说不对劲，你肺下头都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