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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她通常不会根据鼻子的形状、手势和音调判断一个人的。午饭后，罗拉回家，我一直到晚上，都站在街道对面教堂的大门口看一场场葬礼。那是燥热的秋季。我感到无聊至极。我没有心思看书，我只会一点法语，我羞于在巴黎的咖啡馆里翻着字典读法文书。在柏林，每天都会“发生什么”。在巴黎，什么都没发生……
有的时候，我们下午穿过林荫大道去塞纳河右岸，站在圣马德莱娜教堂的石柱或某家大商场的转门前——在发出一阵惊叹后，我们小心翼翼地朝旁边挪挪，哪里都不敢进去。（过了好几年后，我才敢进入卢浮宫。）有一次我们去歌剧院。罗拉自己在家笨手笨脚地缝了一件晚礼服；但是我们自惭形秽，精神紧张，感觉自己是乡下人、外国人，不是本地人，于是垂头丧气地回到拉丁区。只有在卢森堡公园附近，我才会有回家的感觉。我对那里的几条街道和房子已经非常熟悉。我喜欢在天文台周围散步，溜达到女士大街，或从解剖研究所前走过，在潮腐的秋日，透过敞开的窗户，飘出舒爽、清新的石碳酸味；在败叶铺地、污迹满街的环境下，这种消毒用的药液散发出某种文明、卫生、可以信赖的气味……我们根本不敢去剧院。我们生活在法国人中间，但是我们越来越觉得，想要结识一位法国人简直是件不可能的事；旅店老板都不跟我们搭话。我怕他们。我害怕，因为他们是陌生人，是“欧洲人”。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我之所以怕他们，是因为他们是“胜利者”，他们是另一类人，敌人，凯歌高唱的种族。在那一年里，每个法国人嘴里谈论的都是胜利。强大、好战的一代人统治政坛。就连街角卖杂货的小贩，也张口闭口就是“胜利”和“荣光”。占领鲁尔[239]，对许多法国家庭来说都感觉像是一桩私事或家事。
在一家咖啡馆里，我遇到了少年时代法语女教师克雷门汀小姐的哥哥。他是一位身材肥胖的法国律师，嘴里总是叼着烟斗，停战已经五年了，可他每天上午仍然做血腥味十足的演讲，总抱怨德国兵在战争中的伤亡太少太少。在那些年里，获胜的父辈们总喜欢在人前慷慨陈词。我感到困惑，孤单。而另一个巴黎，那个“流光溢彩的巴黎”，我什么都没看到。我所指的真正的巴黎，是从文学作品里品味到的那个宁静、温和、谦虚、含蓄、充满平民化的生活愉悦的城市。暂时，我们被放逐般地生活在一个野蛮、带着恶意的城市里。每星期我们都做出决定，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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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留了下来。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