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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账:胡说八道,我那时才十六岁,懂什么“暗送秋波”!
刘先生是这个笑的靶子,当然被击中了。他说:你去上海做什么?上学?
我母亲说:嗯。
想勤工俭学?
我母亲根本不知什么是“勤工俭学”,但刘先生脸上的表情告诉她,它多半不是坏事。她点点头。这样她是留了余地给自己的。
刘先生说:真不简单。你多大了?
我母亲胆子一乍,说:我十八岁。
魏小姐说:看上去你只有十三岁!
她没看出来,刘先生在听我母亲谎报年龄时,脸色一红,眼睛一亮。我母亲却看见了。她基本上已给刘先生的人格批了分数,他人是不坏的,但本事中等,靠教些课,撰写些文稿、剧本过活,不松也不紧,钱多的时候他爱钱,没钱的时候他爱气节。这样的男人在我母亲的生命中扮些角色,有时还会显得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但不是她的终极目标。她一提当年勇就说:我一个小包袱进大上海,靠过谁呀?她可能主观上并不存心要靠刘先生,但她一连几十分钟向刘先生发射魅力,刘先生尽管心里有点嘀咕,认为这小姑娘有点来者不善,但他已经死心地要给我母亲舒舒服服靠上来了。
刘先生为我母亲在上海租了房,领她剪了头发,给她找了大堆的文件来抄写、复写、刻写。即便他明白他上了我母亲一记小当:她在上海根本无学业,他对我母亲的印象毫不受损。那个年代,脱离封建家族,投奔独立自由的女性是受欢迎的,尤其在刘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群落里:独立自由的女性多了,对他们就方便了。要他们去挖那些深宅大院的闺秀出来,第一是费事,第二很可能徒劳。他们对男女关系的新观念,他们向往的新生活方式,建立在社会上飘流的新女性身上。剪了头发,同家里不复来往的我的母亲,很快成了个“密司”,落落大方,同她交往的男士都觉得不费事。她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坐在写字台前一笔一画抄文稿,一坐十二个小时。她的律己,朴素,她的勤劳使刘先生觉得,她是个模范“密司”。
刘先生和我母亲几乎天天见面。她很清楚他对她怀有希望。我母亲知道,对她怀有希望的男人可不少。但她懂得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刻一定得好好把握时局,弄得好,所有那些暗怀的希望都可以任她驱使、利用,弄得不好,就会砸锅。包括刘先生在内;所有男士中没有一个完全如她意的。他们都没什么大本事,只能约了去一同看看电影,轧轧马路。使她总有足够的抄写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