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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一个阔佬家私授儿童芭蕾或者钢琴。但我马上发现私授芭蕾、钢琴并不逍遥，男主人像所有恶俗罗曼蒂克小说中的男主角一样，上来就动女家教的坏脑筋，而女主人都是读这种罗曼蒂克小说长大的，严防自己成为这类故事的牺牲者，因此对于私授芭蕾的女家教上来就满怀敌意。做了三个月，我辞职四次。
一九三九年底的一个傍晚，我从静安寺街上的一个英国豪宅里走了出来。从那个女主人蓝灰色的眼睛前面“滚出去”了。在这之前我用英国人十分鄙视的美国唐人街英语说她的女儿一边屁股蛋比另一边大，没法学最基本的芭蕾招势。她叫一个中国用人把工钱给我，叫另一个中国用人到马路上去为我叫黄包车，又叫第三个用人去清点一下她女儿卧室的东西，看看少了什么长丝袜或缎发带没有。我往门外走的时候，她又把我叫住，“请”我走侧边的门。因为之所以设正门和侧门就为了主、仆永远不会肌肤相触或撞个满怀。她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繁冗复杂，为了和我那一口美国下层英语有个贵贱、文野之分。
我让车夫把我拉到徐家汇。在马路上晃荡一会儿，走过一家法国餐馆，又返了回去，因为支在门口的黑板上除了当晚的特例菜还有一则招聘广告。
走进去的时候，一个瘦削的身影已经在钢琴前面弹奏。肖邦的《蜜蜂》。他一面弹一面向周围张望，这样轻松的弹奏只能让他当音阶练习。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西服笔挺的黑发黑髯男子。法国人，或半个法国人。那一半大概是阿尔及利亚人。半个法国老板听得无动于衷，眼睛流星一样不断向几个坐着客人的餐桌陨落。在钢琴左边，坐了五个男人，一律的难民面容。到了这一会儿，上海人对于救济餐喂出来的半饥半饱的难民辨识力都很好。
我跟半法国人用英文交谈了几句。他用差劲的英语说我现在就可以坐到琴凳上去。我说正弹奏的这支曲子还没完，他大声说完不完他一句话。
坐成一排的五个男人全部朝我们瞪着眼。全是瞪着一块巨大而无形的肉，或者（来得实惠些）一块巨大而无形的面包。他们静默地坐在那里，其实早已撕咬成一团，结果一只横飞出来的母猫一口叼住面包的边角。你们真该看看他们的脸。
五个人中的一个忍不住了，站起来叫我坐到第七个候考生的位置上。一看我的样子就是那种无是生非从家里出来找事做的女人：一条墨绿色低领口连衣裙，虽然是美国旧货店里来的，但它毕竟是阔佬的垃圾，质地上乘，我伯母才穿了一个圣诞节就和一堆阔佬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