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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和志向上的矛盾愈来愈外化了，有一次母女俩竟有整六个月中断了对话。恩美成了作家后对人说：“那时我母亲已确信她没有我这个女儿了，我也确信我跟她两不相干。”
充满文化矛盾的母女关系造成了那样一种独特的爱：爱有多深痛苦就有多深。一个情结形成了。恩美后来在《喜福会》和《灶王爷的妻子》两部长篇小说中，都是围绕母亲和女儿的冲突，给此情结以最形象的注解。她以第一部书中的四对母女，第二部书中的一对母女来象征一种新生体从母体剥离，又在另一高度上和另一层认识中回归母体的过程。后者，已不完全是同一母体，而是一个人情感的祖国。一九八六年，当恩美和丈夫路第一次回到中国时，她感到自己人格的完善。“当我的脚触到中国的土地时，我顿时变成了中国人。我知道自己从来不完全是个中国人，我却总是感到那种联系，而一刹那我有一种完整的感受。就像拥有父亲和母亲，我拥有中国和美国，因此一切都归于完整了。”
她在这次旅行中找到了和母亲失散了三十多年的两个姐姐，她们是母亲第一次婚姻留下的。因此那个“完整”，也具有实质的意义。
餐桌上恩美的丈夫路·德马太坐在右侧。他和恩美是大学开始相爱的。在恩美不从母志以语言学硕士完成学业后，他们开始了美满的婚姻生活。路是个税务律师，个性沉稳可靠，长久以来是恩美最坚稳的情感支撑。他的意大利血统似乎从不影响他对恩美的理解。他理解恩美时起时伏的感情和情绪，理解她生存于创作时空与现实时空的两重自我，理解她丰富的同情心。她的文学编辑患了癌症，她不断流泪了几天后，决定为编辑租下一栋三面环窗的公寓，让她总能看见纽约的日出日落，静静度她病痛的时日。路理解恩美一次次去中国旅行。最后一次是为中国被弃婴儿募捐。它虽然不是一次顺利和成功的旅行，路却仍是百分之百的理解和支持她。他理解她那些不大众化的举动，比如，在今晚的晚会上肩上始终挎一只小形黑色尼龙旅行包。有的客人刚进门诧异，问她背着行李是否要出门。她回答包里装的是只十个月的小狗——她怕人来人往纷乱的脚步会伤了它，也怕它见不惯那么多客人而紧张，那样把它背在身上它会感到安全。路对妻子全部理解。
坐在对面的是恩美的弟弟。他常常想到恩美同他一同度过的童年。她一直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有一度去为残疾孩子工作；对于稍弱的人和动物，恩美永远会给予同情和帮助。她也慷慨，经她介绍给自己经纪人从而开始文学生涯的作家已经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