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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大学毕业后在香港做了三年记者和杂志编辑的我刚开始做图书出版，那个时候，我总会在办公室花很长时间。我早上从不着急，但是几乎每天晚上，我都工作到很晚，并且几乎每个周末都加班。我的工作效率并不总是很高，但是我一直在工作。那时还是一个不一样的时代，我们还在用复写纸做手写信的复印本，而且只有行政秘书足够幸运，可以使用配有神奇球形打印头的IBM Selectric打字机。而我们剩下的几个人（从像我这样的助理，一直到高级编辑），只能凑合使用那台蹩脚的老式“史密斯冠军”，就是那种改错的时候要把单个字母打印头取出来再装回去的设备。
我为自己当时的努力程度感到非常骄傲。那时我刚二十五六岁，非常自信没有谁的工作时间会比我更长。
但是，一个春日的一次对话极大地改变了我对工作的看法。与我对话的，是一位令人敬畏的编辑，公司的明星员工之一。她当时50多岁了，以编辑水平的精明和偶尔的毒舌而闻名。但她似乎很喜欢我，我们也常常说话。事实上，我从未看到所谓的毒舌。当她问起那年夏天我准备休假多久，以及如果我想离开镇子出去度假，能否负担得起出行费用的时候，我以为我们只是随便聊聊天。
“我不知道今年能不能休假，”我告诉她，“我太忙了。”
突然，她变得很严厉。她目光炯炯地盯着我，然后说道：“我把你想得太好了。但是显然，你要么狂妄自大，要么是个傻瓜。”她停顿了一下，“如果你以为，我们离开你几周就都活不下去了，你就是个自大狂。如果你认为我们可以活下去，但仍然坚持假期工作，你就是个傻瓜。”
过了几天之后，她才又开始热情地和我说话。当她再次和我聊起天的时候，我告诉她，我打算去拜访一个住在泽西海岸（Jersey Shore）附近的朋友。
当我读到安妮·莫罗·林德伯格（Anne Morrow Lindbergh）的经典小说《大海的礼物》（<i>Gift from the Sea</i> ）时，会想起这段对话。
这是一本我曾经听说过，也亲眼看到过的，很多人的书架上会摆放的一本书，而且很容易猜到，这本书尤其会是海边小屋主人书架上的常客。书的作者是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的妻子，以及1932年一桩臭名昭著的绑架撕票案中被害婴儿的母亲。
关于自己的母亲，安妮·莫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