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西伯利亚 (第1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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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成功配制的那次所用的原料不纯，正是其中的杂质使他成功的。纳尔诺夫认为，破坏者在第一次试验中使系统偏离的预定参数，但歪打正着，偏离的参数产生了球状闪电，但这个偏离的参数当然没有被记录，记下来的是预定参数。这个解释虽然离奇，但在当时也是惟一能够被调查组接受的，下面的问题就是哪些参数出现了偏差。当时的试验由四个分系统组成，即雷电模拟系统、外加磁场系统、微波激射系统、空气动力系统，各系统的人员组成相对独立，被破坏者同时渗透的可能性不大，所以首先考虑其中一个系统参数偏离情况。当时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最关键的参数是雷电模拟系统的放电参数，而负责这个系统的设计和运行的人正是我。
这时已不是战前的肃反年代，仅凭无端的猜测是不能定一个人的罪的。然而就在这时，我的父亲在东德参加学术会议时叛逃到西德。父亲是一名生物学家，是执著的基因学派，但在当时的苏联，基因学说还处于大逆不道的境地，他的学术观点受到压制，精神上陷入一种深深郁闷，我想这也是他叛逃的主要原因。他的这个举动给我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调查集中到了我身上。我领导的小组中的一些人为了明哲保身，按照纳尔诺夫的授意对我百般诬陷，最终使我的间谍罪名成立，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但纳尔诺夫在技术上却离不了我，就向上面建议，让我服刑期间回基地继续原来的工作。回到基地后，我过着低人一的等的生活，没有人身自由，活动范围只能在基地之内，连穿的工作服颜色都同别人不一样。最难受的还是孤独，除了在工作中，没人愿意同我接触，只有组里刚分配来的女大学生平等的对待我，给了我许多温暖，后来她成了我的旗子。
作为一种逃避，我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研究中。我对纳尔诺夫的憎恨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但说来奇怪，对他的那套‘化身博士’猜想，除去不相信有人故意破坏外，我还是基本同意的，我真的认为是未知的参数偏离导致了那次试验的成功。这让我心灰意冷，因为如果最后找到了那个或那些偏离的参数，只能使我更难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我在工作中丝毫没有考虑这些，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期望再次成功地产生球状闪电。
这以后的研究路线是很明确的：参数的偏离不可能太大，否则在放电时各种监测仪器甚至肉眼都会觉察到，于是试验时应该依次使各个参数在记录值上下进行微小波动，如果考虑到多个参数同时偏离的情况，这是一个庞大的组合，要进行大量的试验。在这个过程中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