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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父亲与他的朋友们又做他们的文人、作家了。去掉前面的“反动”，一大堆痛苦经历却留在他们生命中了。他们变得不那么认真，或叫做“看透了”，痛苦的事情常拿出来插科打诨着说。我却听得很细，记得很牢，再去润了色讲给我的同龄朋友。一天，断电了，干不了别的，只有讲故事。我讲到一个画家和狗的故事。突然来了电，我看见每个人脸上都有泪。
我心里过意不去，因为这个故事是我添枝加叶，几乎无中生有编出来的。编故事，不就是小说家头一件要做的事吗？看来这头一件事我干得不坏，那么我来用笔编着试试？很轻松的，我的第一部作品问世了。头一回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我就跟不认得它一样，瞅了它好久。那时我二十一岁。二十一岁，尚没有想到文学创作是件非常严肃的职业，它该包含大量的、沉重的思考。二十一岁的我仅从铅印的名字中得到快感，就够了。
渐渐地，铅印的名字对我不再有刺激。真正的快感来自于几行被写讫的，令自己满意的文字。这种快感可不那么容易出现了。一连几小时、几天的枯坐，它不出现，你想它想得再痴也没用。也就在这时，文学才露出它严酷、冷峻的真实面目。完全不是用笔用纸编一个故事，笔一扔，拽拽坐皱的裤子，轻快说一声：“完喽！”像玩完一场游戏。与初时的游戏感相比，我发现它更像一件宗教功课，坐在那儿，对着一面空壁。精彩、近乎神来的几段或几行或许今天来、或许明年也不来，但就为那几段，你得坐下去，它不期然而至时，你的笔和纸可以盛接它，否则它便白白流走。
因此我就每天如一地去坐，哪怕这支笔只在纸上画圈圈。有时突然拾起笔，又发现并没有吟成句子，笔又搁下。世上没有比这个“坐”更苦的差事了。这个“坐”会坏了你的胃口、睡眠、脾气，以及这根颇年轻的脊椎。
有时会鄙夷地问自己，这样惨淡经营地写出几部书来，是否就很有道理的不孝顺父母，不理会朋友，不收拾房间，不做饭，不听音乐，不按时上脊椎按摩师那儿就诊？周围的一切都在提醒我：该写信了，该洗衣服了，该吃顿像样的饭了。像是要躲掉父母诸如此类的唠叨，我到美国来了。美国什么都是可以的，您想写死在你的小说里，也是可以的。
在中国，有人说我在写名气；美国人认为我在写钱。我想，能写得出名气和钱我绝不反对，但我要写的，却不是这两样。我在写的是这么个东西：在人们将来说它好或不好时，我都能宽恕地笑笑。那个东西只有等我写出
